第一章 引言
岭南地区歌谣传统十分悠久,历代编集刊行的俗谣集很多,散佚在各种公私藏所里的也不少。俗谣集是地方文献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保存了大量民间口传歌谣的文本记录,而且承载着方言语音、风俗信仰和民众生活史等多重文化信息,是区域文化记忆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馆藏机构几经调整之后,俗谣集的存藏情况越来越分散,流传线索和收藏脉络需要系统地整理,这就是本文选题的缘由[1]。
本文研究中所指的“岭南俗谣集”,即岭南地区民间歌谣的收集对象,是成书于近代至二十世纪中叶的各类集刊、抄本;地方文化馆一般指的是地市级和县级以下承担地方文献搜集、整理、阅览等职能的公共文化机构,也包括同类型的基层藏书单位;存藏脉络则是指俗谣集从自编成刊行开始至今,在征集、移交、整理、编目等各个环节中形成的流传轨迹和收藏现状。
研究范围以岭南粤、桂两省区为地域范围,时间上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涉及的馆藏机构有地市级文化馆、县级图书文化单位和部分高校藏书部门。从文献考证入手,进行实地馆藏调查和版本比对,用不同的馆藏之间的比较分析来复原俗谣集的流转过程。
全文共有四章,第一章梳理岭南俗谣集的编集概况和类型特征,第二章考察主要藏所的征集来源和入藏途径,第三章分析现存藏品的保存状态和编目情况,第四章讨论存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整理利用的可行途径。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各个馆藏书目的目录、编目记录和地方文献汇编,也会用到一些志书和旧刊序跋,以实证为基础来梳理岭南俗谣集存藏的大体情况,给地方歌谣文献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5]。
第二章 岭南俗谣集的地方文献价值与研究基础
2.1 岭南俗谣集的编纂形态与内容特征
岭南俗谣集是对岭南地区民间歌谣进行整理和记录的专题性文献汇编,它的编纂形态和内容特点是考察其地方文献价值的基础。从编纂形态上来讲,这类集子大多成书于清代中后期到民国初年,编者有寓居岭南的文人学士,也有地方乡绅和教育人士,身份决定了辑录过程中采录视角和取舍标准。辑录体例方面,大部分本子按照歌谣的题材或者地域来划分卷目,或者按照时序、节令来归类,或者按照府县归属来分类,收谣数量从几百首到几千首不等,各个本子之间差别很大。从内容特征来说,所收歌谣中保留下来的粤语、客家话、潮汕方言等地方语汇很多,用字常常按照音来记写,方言色彩很浓;题材上包括农事劳动、婚恋情歌、岁时风俗、儿童游戏谣等各种类型,覆盖珠江三角洲、粤北山区和潮汕平原等不同地域,具有明显的地理层次性。这些集子处于文人记录和民间口传之间,文人辑录的时候会给方言俗字加上注音释义,有些文本经过润色改写,和原生口传形态有一定的距离,这正好可以作为研究民间文学文本化过程的例子。从版本源流来说,岭南俗谣集经过传抄、刻印和排印等各个传播阶段,早期的抄本和后来的排印本在收谣数量、篇目次序、方言用字等方面都不一样,这反映了不同时期整理者的增删取舍。弄清上述的编纂形态、内容构成以及版本差别之后,就可以为下文梳理各个收藏单位的存藏脉络、鉴别馆藏本子的优劣提供文献学依据。
表1 岭南俗谣集编纂形态与内容特征概览
2.2 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学界对岭南俗谣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岭南歌谣搜集整理和民俗学研究。学者从20世纪开始,用田野调查、文本辑录等方法收集粤讴、木鱼歌、客家山歌等各种体裁的基础资料,并且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其社会功能、方言特征、地域文化内涵,为岭南歌谣的研究打下了学理基础。其二为地方文献和馆藏书目研究。图书馆学界就岭南地区方志、刻本、民间唱本的著录、编目、整理做过一系列的工作,相关书目提要给出了这类文献版本识别和典藏管理的基本途径,给地方文献体系建设赋予操作标准。第三是俗谣集个案考证和版本研究,一些研究者对某一俗谣集的编者、成书时间、刊刻源流、文本异文进行考辨,表现出个案深化的趋势。
总体来说,目前的成果主要是对俗谣文本本身文学和民俗价值的阐发,把俗谣集当作一种实物文献,系统地考察它在地方文化馆入藏、递藏、编目、利用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研究,存藏脉络大多分散在馆藏目录或者工作记录里,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本论文就以这一空白为切入点,从图书馆学角度对岭南俗谣集的地方文化馆存藏脉络加以探究,借助核查馆藏记录、比对新旧编目数据、访谈典藏人员等手段重新构建其流转与积累过程,给地方特色文献的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赋予可行的参考依据,扩充地方文献学研究的范畴。
第三章 岭南俗谣集地方文化馆的存藏脉络分析
3.1 存藏分布:主要地方文化馆的藏本来源与收集路径
3.1.1 馆藏俗谣集的入藏渠道考索
岭南俗谣集在各地地方文化馆的存藏,其入藏渠道大致可以分为购买采购、捐赠移交、旧藏沿袭、交换调拨和征集访求这五种途径。购买采购主要是建馆初期大批量购书的时候出现的,按照行业规范中对于文献采选的要求,到书肆或者古旧书市场购买流传较广的刻本、石印本等;捐赠移交也是重要的来源,一些粤籍学者和藏书家在晚年的时候把自己的俗谣唱本捐给乡邦文化机构,这些捐赠在馆藏档案和捐赠记录里都会被登记下来,并且带有捐赠者的姓名、时间和册数,给考证流传情况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旧藏沿袭方面,有一些文化馆的前身机构在民国时期就开始搜集歌谣了,其旧藏经机构沿革而延续至今,藏本上所钤旧藏印记与书目题跋中的题识,可以印证收藏脉络的先后承续。交换调拨大多发生在文化馆系统内部,依照有关行业规范办理调拨手续,使重复的藏本得到合理的配置。征集访求就是主动到田野里去采集的一种方式,馆员到乡间去访求口头流传的抄本唱册,这些藏本入藏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地域特征明显。综合馆藏档案、书目著录和实物证据的比较,可以描绘出各个馆的收藏史的先后顺序以及彼此之间的影响关系,为以后版本源流的考证打下基础。
3.1.2 区域分布特征与收藏重心
从区域分布的角度来看,岭南俗谣集在各地方文化馆中存在着明显的空间不均衡现象。从藏量统计上看,粤方言核心区(即广府文化带的省、市级大型馆)馆藏数量最多,版本种类齐全,有清代刻本、民国石印本,也有近现代整理排印本,复本率相对较高,客方言和潮汕方言地区的地方馆藏本总量少,版本以乡土抄本和局部刊行为主,复本情况少,但是地方特色版本很有价值。大馆和基层馆之间的资源差距也比较大,省级大馆经过长时间系统的采购形成了规模优势,县镇基层馆大多依靠零星的捐赠和移交来获得,藏本零散,著录不规范。
上述格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第一,历代官方和民间组织的采风活动大多集中在交通便利、文教发达的粤语核心区,收集到的成果自然会集中到当地的藏书机构中;第二,乡邦文献编纂传统浓厚的地区,士绅群体热衷于辑录本地歌谣并刊刻流布,使得相关文本在原籍地留存较多;第三,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先后不同,造成资源在层级、地域上进一步分化。弄清这一分布特征,对后面进行版本补配、馆际互借和联合目录编制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3.2 存藏管理:编目著录、版本鉴别与保护利用现状
3.2.1 编目著录与版本考订
编目著录是地方文化馆存藏岭南俗谣集的基础性工作,它以规范化的数据描述为手段,使馆藏俗谣集的题名、责任者、版本、载体形态、装帧特征等信息得到准确、完整、可检索的记录。从各馆现状来看,著录项目的完整度有高有低,有的文化馆只著录了题名和责任者,对于行款版式、装帧形式、附注信息的记述比较简略,致使书目数据不能支撑之后的版本研究;有的馆可以按照行业规范逐项著录,数据质量高。大多数馆用通行的文献分类体系来划分俗谣集为民间文学类,但是也有一些馆由于分类表更新不及时或者标引人员对地方文献特点不熟悉而出现归类错误、标引程度浅等问题。
版本鉴别和考订是提高著录准确度的重要环节。岭南俗谣集存世形态多种多样,有木刻本、抄本、铅印本以及不同版次的重印本,各种形态在字体、版框、纸墨、序跋、牌记等方面都有可以分辨的特征。刻本要注意刀法和版式,抄本要识别字体笔迹和纸张年代,铅印本要对照排印字体和版权页。实际著录中常见的疏漏有:题名误标,即用封面题签或者书商新做的题名代替正题名;编者漏记,即忽略卷端、序跋里提到的辑录者信息;版本误判,即把影印本、翻刻本当作原刻本来著录,或者把重印年代当作初版年代来著录。这些疏漏会直接影响到馆藏目录的可靠性和读者检索的准确性。
改进依据要依据现行文献著录的行业标准,统一著录项目、著录顺序、标识符号,并且按照古籍著录规则来确定版本项的判断依据。同时建议各馆建立版本鉴别工作细则,对存疑条目进行原书核对和互校,形成考订记录附于书目数据之后,使编目著录和版本考订相互印证,为俗谣集的后续整理和研究打下可靠的数据基础。
3.2.2 数字化建设与阅览利用情况
在存藏管理实践中,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岭南俗谣集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目前岭南地区部分地方文化馆已经开始进行俗谣集数字化工作,其基本流程包括版本遴选、扫描采集、图像处理、元数据标引和平台发布等环节。已经数字化的品种大多集中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刻本、钞本,数量因馆而异,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图像采集一般使用三百dpi以上的高分辨率扫描,可以清楚地表现出版式、批注、印章等细节,有些馆还采用彩色原样来体现纸张、墨色的原始状态,给版本鉴别提供参考。元数据标引多数馆按照题名、责任者、版本、语种、内容主题等字段来著录,少数馆会额外标注方言区属和采集地点,标引的深度不一样。在线检索时,部分馆将数字资源接入本馆书目系统或者地方文献平台,读者可以用题名和关键词来查找,部分馆只提供馆内局域网的阅览,开放程度不高。
从阅览利用角度来说,俗谣集由于版本珍贵、纸张老化,大部分图书馆实施的是闭架借阅制度,读者要凭有效证件登记查阅,一部分孤本只给数字影像代替原件。复制服务以提供扫描件或者拍照许可为主,成册复印受到较多的限制。读者的使用类型各种各样,有民俗学研究、民间音乐创作、方言保护调查、地方文化宣传等等。总体而言,数字化和开放获取有效地降低了俗谣集的使用门槛,降低了原件的损耗,提高了检索和获取的速度,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播。但是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数字化覆盖率低、元数据标准不统一、跨馆资源没有整合起来、部分数字影像没有开放网络获取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俗谣集资源的社会化利用,急需用统一标引规范和联合平台建设来解决。
3.3 存藏问题与优化对策:散佚风险、著录疏漏及征集保护建议
岭南俗谣集地方文化馆经过长期的存藏实践之后,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些基础,但是还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纸本老化、散佚风险大。俗谣集大多是民国时期和以前刊印的,纸张酸化、脆化现象普遍存在,再加上借阅磨损和环境温湿度控制不好,文献实体不断受损。第二,复本稀少、孤本隐患明显。有些俗谣集只有单册,一旦损毁或者遗失就无法复原,文献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第三,著录疏漏造成检索障碍。早期编目著录项不完整,版本信息、流传源脉记录缺失,使读者和研究者难以准确查检,影响文献的利用率。第四,数字化建设滞后,俗谣集资源没有形成系统的电子文本和影像数据库,异地利用和共享受限。
对于以上问题,要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第一,开展系统普查工作,摸清馆藏家底,编制岭南俗谣集联合目录,实现馆际信息互通和资源协查。第二,加强版本鉴定和编目修订,核对版刻源流、补正著录缺项,提高书目数据的准确性和规范性。第三,进行抢救性数字化,对老化、脆弱的文献进行优先扫描,创建异质备份,实现原件封存、副本流通,从而降低使用性损毁风险。第四,完善征集、保护制度,按照有关监管规定和行业标准来完善保护、利用的机制,确定征集渠道、修复程序和借阅权限,依靠学校制度来加强日常管理责任,把俗谣集的存藏由被动保管变成主动保护、合理利用双管齐下的局面,给地方文化传承赋予有力的文献支持。
第四章 结论
本文对岭南俗谣集地方文化馆存藏脉络做了系统的梳理之后得到了以下主要的结论。首先,岭南俗谣集是记载岭南地区民间口头传统的重要文献,它有语言学研究价值、民俗文化价值和地方史料价值,它的文本内容真实地反映了粤地方言、民间信仰、生产生活状况,是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4]。其次,就存藏分布而言,研究表明岭南俗谣集主要散布在珠三角和粤西各个地方文化馆、公共图书馆以及高校文献部门当中,点多面广、版本驳杂、孤本抄本共存;就管理现状而言,大部分存在着编目标准不一致、著录信息不全、修复保护条件差、数字化程度参差不齐等问题,不利于文献的有效使用。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田野调查只在部分地市级文化馆进行,县区级馆所以及民间私藏不能完全覆盖,部分档案由于借阅制度的限制获取渠道有限,可能会影响结论的全面性。后续研究可以在三方面展开:一是扩大调查地域和馆所类型,展开口述访谈并加入跨馆藏版本比对,对俗谣集的源流考订进行补充;二是创建起一套统一的编目标准以及联合目录体系,推动馆际之间的协作、资源整合;三是加强数字化共享以及传播利用的研究,探寻俗谣文献在地方文化教育、文创开发当中进行活化的路径,让这一民间文献瑰宝在当代得到更好的存续和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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